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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问(11)贾坚之辩: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

2019-06-12 04:31 指尖上的历史

任何新朝建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臣民的忠诚之心、拥戴之情。但忠诚二字,在司马氏那里有点尴尬。司马家族以曹魏重臣的身份篡夺皇位,本身就是对君主的不忠,对忠诚的践踏。如果大力提倡忠君爱国之心,那他司马氏的篡位,就是不忠,就是叛国。

这种政治态势下,如何凝聚王朝的向心力?忠孝忠孝,在“忠”之外,还有“孝”。得位不正,使得司马晋朝在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面前,选择了以孝治天下。这时候,恰好司马炎要征召蜀汉旧臣李密入朝为官,李密以要奉养高龄的老祖母为由,拒不应诏。不管李密究竟是心念故国还是真的要在家尽孝,司马炎都觉得是个很骄傲契机。因为《陈情表》中的那句话戳中了司马晋朝的痛点,“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于是两人联手上演了“以孝治天下”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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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治天下是司马晋朝的立国之本,治国方略,司马炎亦是身体力行。“孝”本质上是一种家庭行为,是对家族的忠诚。“忠”则是对皇帝的效忠,对王朝的热爱。移孝作忠是提倡孝道之后的必然路径,在司马氏看来,尽管自身篡党夺权,但新朝建立,家族内部的行孝尽孝必须转化到庙堂之上的忠君爱国。因为臣子对君主进而对国家的忠诚,是王朝向心力、政权凝聚力的基石。

但这样的转型没能持续下去,在司马孚问题的处理上,司马炎做出了与自己路径不同的选择。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炎的叔祖父,其人尽管以司马家族利益为重,在灭魏成晋的过程中立有大功,但至死以大魏纯臣自居。

司马孚名义上对曹魏的忠君爱国之心,深深的刺痛了司马炎,你到底姓司马还是姓曹?尽管司马孚生前被封为食邑多达“四万户”的安平王,但其死后,安平国立即被降为次国,迅速由盛转衰。司马孚为其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司马炎对司马孚安平国的打压,宣告了西晋王朝移孝作忠开展忠君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而进行政治转型的失败。这种失败,直接造成了西晋的短促而亡,更导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华夏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在家行孝,事君尽忠,儒家认为爱家爱国是一体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所谓“忠臣孝门求”是也。但在司马家族那里,忠与孝是割裂的,忠孝无法两全。孝道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忠君,相反有时还是忠君的分解因素。比如八王之乱,麾下将士效忠的都是王爷,不是大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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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坚的“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一辩,无疑是司马炎“以孝治天下”的绝妙注脚。他的这种态度把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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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乎?奸乎?国乎?家乎?其实不止对贾坚,就连对荀羡这样的大忠之人,后人也有不同看法。荀羡无疑是晋朝的一大忠臣,他的父亲、他的姐妹、他的家族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典型。领兵讨伐并生擒贾坚时,荀羡正患重病,常年的病痛拖垮了他的身体,三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天妒英才。荀羡死后,晋穆帝发出如此感叹:“荀羡、王敬和相继去世,我还能找谁来当我的心腹之臣啊!”

著名史学家田余庆评价道:“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

但柏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贾坚先生的反驳义正词严,当权分子当初卑鄙地抛下孤苦无告的人民,逃到江南,重享荣华富贵。偶尔派出一支脆弱的军队,俘虏了那些被遗弃的孤臣孽子,不但没有半点歉意,请求原谅宽饶,反而诟骂忘本,责备不肯投降。无能无耻,集于一身。

他甚至偏激地指出,荀羡先生的嘴脸正是东晋帝国流亡政权下所有官员的嘴脸,在这种嘴脸上,看不出复兴的火花,只看出堕落的幽灵。

柏杨先生似乎有所指,但我读出了他的另外含义:

爱家而不爱国,这种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