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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的传统资源

2019-06-12 00:27 中国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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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平等观中唯一的平等是遵守王法与受法律惩罚的平等。

法家的法治精神

相比“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法家强调法律的平等观,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例如主导秦国变法的商鞅便抛出了今天看来仍掷地有声的话语:“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对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强调固然有政治背景,因为变法必然撼动大量旧贵族的利益,改变“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强调“王令”和“国禁”,实际上也是出于巩固王权、打击贵族的需要。

法家不仅要求平民与贵族同样受制于法,还要求君主也应守法。这一原则出于两个目的,首先是通过君主守法,以身作则,感召民众也守法。《管子》就写道:“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先民服也。”《淮南子》也写道:“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天下。”第二个原因是,法家认为法具有恒定性,君主虽然是立法者,但不能随意改变法律,而对于既定法,君主也不能徇私违背,因此管子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梁启超曾评论说,“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

法家还强调只有使民众首先知道和理解法律的内容,然后才能要求民众守法,《商君书》有言,“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又说“故圣人立,天下而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与当代法治精神中法律的公开性与不溯及既往等原则不谋而合。

法家是否导致了秦朝的苛政和迅速灭亡,后世学者对此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认同正是遵循了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统一了六国。“以法治国”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面貌。司马迁在《史记》写到商鞅变法时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新民比较了法家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法治思想,认为李光耀在新加坡施行的正是“法家之道”。陈新民认为,法家思想在中国孤寂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在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国家获得了验证的机会。

法家的缺陷

的确如陈新民所说,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扶助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便随着秦朝的灭亡,也退居幕后。此后,除了在乱世,例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和清末,还有人强调回归“以法治国”和“法治主义”以外,法家思想便再也没有成为历代君主治国理政的首要理念。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法治思想却没有在中国扎根?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思索的重要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法家思想自身的缺陷。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法家的法律观有欠缺,难以遏制君主走向严刑峻法,法律可能被滥用。

法家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这种平等观主要是指守法和违法必究上的平等,而不是指法律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换言之,根据法家的平等观,民众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依然存在等级和依顺关系。

不仅如此,法家眼中的民众不只是在身份上低人一等,在智识上也低于官吏和法律,因此不需要各种开启民智的书籍,只要求民众听从官吏和法律的指令就行了。韩非子《五蠹》篇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主张“无书简”的结果便是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