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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危机实质上是治理的危机

2019-08-12 22:17 we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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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机器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磨灭着劳动者的个性,大数据不断拓宽人们隐私的边界,核武器威慑着全球和平……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也暴露了政府的治理危机。1989年,20世纪德裔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冶金学家、作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在加拿大广播电台举办的梅西公民讲座中,就技术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做了六场演讲。富兰克林强调,是政府为技术项目提供了许可、规则和财政支持,以此推动了技术在公共领域的应用(比如修建水电站、机场和港口,支持某类产业的规模发展等)。然而,某些蕴含了大量技术元素的公共决策包含了政治偏见和政治优先次序,针对某种特定的技术,几乎不存在关于该技术之优劣的公共讨论。这使得某些公共政策只受惠于特定人群,从而丧失了其本该有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属性。由此,技术亦改变了“政府对其公民富有责任”这一概念。

今天的这篇节选主要向人们介绍,应如何在这个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重新拥有对技术的控制权。富兰克林认为,寻找一种依然为人民负责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政治模式,是化解技术危机的根本方式。而对政治做出变革,需要个人通过实际行动对政治意志施加公共压力。个人在面对技术时,应该更多地遵从正义原则,表达对技术问题的忧虑,而不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为技术提供解释。

富兰克林的讲座在30年前的西方社会激起了热烈的讨论,置于当下,也可以为早已对技术应用毫不陌生的后发国家(late comers)所借鉴。

以正义原则替代实用主义是化解技术危机的方式

文/【加】厄休拉·M·富兰克林

节选自/《技术的真相》

于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掉个头:“我们怎样才能开始真正的改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技术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治理的危机。我之所以说治理而非政府管理,是因为我认为这场危机比随便哪个政府的政策危机要深刻得多,更别说这些政府的能力本身就参差不齐。我认为,真正的危机可以用你们的这些问句概括出来:“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我们选举出政府并纳税使其运转,到底是为了完成哪些工作?除开耍嘴皮子,我们到底想要政府做些什么?”在一个技术改变了所有实践和关系的世界中,政府的实践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这一点,那实在是太愚蠢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教导,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为自己做主;然而在今时今日的加拿大,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并不是由众议院决定的,也不是经由选举出来的官员通过公开辩论得出的结果。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人民负责和承担相应义务的政府。我们现在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经理,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使之对技术而言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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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我们需要改变或革新政府体制,令其对人民负责,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把人民当作人来对待。我们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不能依靠什么伟大的领袖或在某个地方做木工出身的古鲁,我很害怕你们会把我这一番话理解为通往法西斯主义的。但我们需要做的真的不是听从高层下达的一纸命令,而是依靠底层运动。

一直以来,我都赞同富兰克林的、我称之为社会变革蚯蚓理论的观点。社会变革不会像高山雪崩那样倾倒着到来,它只会在准备好的土壤中像种子那样逐渐发芽、长大而且正是我们,就像蚯蚓那样,将土壤准备好。我们还会播撒思想、知识和关心的种子;而且我们意识到,土壤到底长出什么是得不到保证的,但必须明确,没了种子和准备好的土壤,什么都不会长出来。我确信,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底层运动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时期,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掘土工作”。

许多需要得到强调的问题最好被当作正义问题来强调。它可以通过考虑简单而日常的事物而得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