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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把书桌搬到田野上

2019-06-11 16:26 经济观察报

(图片来源:全景网)

【书与人】

文求诸野

提到“田野调查”,或许我们会首先想到被称为“田野上的大师”的费孝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小住,一边养伤一边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他在村子里看到了现代缫丝机,看到女工在机器旁劳作。他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过渡的前夜。于是,他开始做相关的社会调查,并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读书。之后,以此为素材,他写下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经济》。然后,从1936年到2002年,他前后26次到“江村”,成就了世界社会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田野调查案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田野调查不只是学术研究方法,广义而言,它是书斋的对应物,是知识分子认识生活、开阔眼界、完善理论,乃至知行合一的方式。在某些历史节点,田野甚至能够发挥比课堂和书斋更大的作用。比如,西南联大时期。不知道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有没有讨论过,之所以这个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成为后世一直追慕的大师云集的教育典范,除了跟战争、跟三校合并、跟教育理念有关之外,跟学校的迁徙,师生不断需要被动地把书桌放在田野上,也有很大的关系。书桌和田野在特殊历史境遇下的无缝对接,对成就西南联大而言,也功不可没。

田野中保存着“民间文化的活态”(语出冯骥才《漩涡里》),保存着鲜活、生动、蓬勃、庞杂的文化生机,保存着不应被丢掉的传统,象征着一切未被冲击、未被改造的自在状态,也埋藏着未被归类、未被整理、未被概念化的学术资源。尤其对作家而言,田野,意味着广阔天地,意味着创作的新素材、新动力和新源泉,甚至文学的新可能。

可以说,近些年有影响的非虚构写作,尤其是与传统农业秩序的改变、城镇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化生态和底层文化生态有关的写作,几乎就是从书桌到田野,又从田野回到书桌的典范。比如冯骥才的《漩涡里》,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纪录》《陇中手艺》,潘绥铭的《我在现场》等等。深圳作家南翔刚刚出版的新书《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也在此列。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熟悉的是南翔的小说。从早年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爱》,到后来以高校生活为背景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再到晚近以《绿皮车》《抄家》为代表的少年成长系列和历史系列等等,他一直在以自己的创作节奏,以高校教师和学者的身份,观察生活,体会历史,揣摩社会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捕捉时代改变给城镇带来的新的特质。这一次,他以小说家的身份转而写“非虚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一个个手艺背后的“人”,显然是一次崭新的尝试。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应时而动。

“文化的问题总是隐藏在生活里”

在南翔关注手艺人之前,著名作家冯骥才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漩涡里》,记述自己从书斋一脚踏入民间文化保护的过程。他形象地,同时也不无悲壮与无奈地将关注非遗、关注民间文化生态称为一个“漩涡”,让他难以自拔。而他之所以主动跳进来,最初是因为作家的文化情怀。听说天津几百年的老街要被拆除,他心疼、着急、愤怒,于是开始行动。之后,听说年画手艺要失传,听说花儿的传唱人快去世,听说古村落要被开发,听说……漩涡越来越大,转速越来越快,置身其中的冯骥才已经停不下来了。

随着新的政策实施,随着城乡改造计划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等等,很多不可再生的民间文化近乎濒危,甚至可能瞬间消失。为了克服民间文化保护的四重困难:跟时间赛跑、经费困难、极度缺少专家和社会支援乏力,冯骥才卖画成立基金会,用作家和名人的身份争取资金支持,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政策建言,用天津大学的教职吸引和培养人才。同时,他从来没有停下笔,他鼓与呼,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